有学者指出，地下代孕黑市日益庞大，代孕相关法律争议已无法回避，无论是刑法全面禁止或适当附条件合法性都急需作出选择与回应
对于代孕现象学者在法学理论界争议较大分为总体两派，一派主张确认非商业的代孕行为合法性，以公民具有生育权为基础进行说理，认为代孕行为是公民对身体权利、生育权利进行自主支配的行为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。一派主张代孕行为具有违法性，以人身权、人格权以及社会伦理为基础说理，认为代孕行为违背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，具有法益侵害性符合犯罪构成，建议纳入刑法规制。
2026年,某知名女星跨境代孕产子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。代孕一词，出现在了公众视野。我国目前对代孕的态度是绝对禁止的立场。但是长期以来对非法代孕缺乏监管处罚以及打击力度，导致地下代孕黑市日益庞大，无形中成为滋生违法犯罪的温床，代孕渐渐成为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。
3月16日，广州市卫健委公布初步调查结果，经调查，荔湾区江岚三月月子中心，涉嫌存在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擅自使用医疗器械为产妇提供诊疗服务的行为，已依法予以立案调查；关于其是否提供代孕服务，正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。对于报道中涉及的其余两家月子中心，现场检查未发现存在非法开展医疗活动的情况。
根据，2001年颁布实施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实施代孕技术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、3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同时，民法典规定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行为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，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协议、合同也是无效的。
所以代孕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，代孕行为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，基于代孕行为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合同。
目前这些法律规范形成了禁止代孕的主要依据。
国家和社会人民依然面临抉择，一方面不孕不育人群不断扩大，资料显示我国不孕不育人群占适育人群的10%～12%,大约有4000万到5000万人。二是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，预测至2026年，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3亿人，失独老人接近200万且每年以10万速率增加，以及性少数与独身主义群体存在客观的生育要求。
另一方面，代孕处于非法状态下但又未纳入刑法规制，代孕机构在经济利益驱使下，往往挺而走险在地下进行运作，无形中面临更为尖锐严峻的法律伦理问题。有数据显示，我国每年从“地下黑市”出生的孩子达到了10000多名。某一论坛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17年，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到400多家，地下代孕市场的活跃程度可见一斑。
非法代孕衍生出了完整的地下产业链条,行业规模日益庞大,覆盖地域日渐扩张,非法代孕现象渐成泛滥之势。现如今地下代孕产生许多法律伦理问题甚至涉及犯罪。
学者指出：“由资本主导的交易形成对人身剥削和人体侵害的强制力。比如，在合同捆绑和重金利诱下，代孕母亲不得不数次打胎，不仅损害了实质意义上的生育自由，还容易造成其终身难以再孕的结果。频繁怀孕或堕胎大幅提高了因难产或其他因素致死的风险。”
“代孕母亲的健康可能会因非法代孕而受到严重侵害。有些代孕公司一边打着“包成功包性别”的口号吸引客户，一边为保证胚胎植入率和性别成功率，逼迫代孕母亲不断打针吃药，如果胎儿性别不符还会被强行要求堕胎。又如，代孕子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损害。一旦经非法代孕出生的孩子有先天缺陷，还会面临着被弃养的风险。”
“代孕母亲的人格尊严难以得到保护。非法代孕不仅把代孕母亲作为金钱支配的“生育工具”，还将人类生命物化为可以随时“退单”的商品。”
该学者最后写到：
面对地下逐利的代孕机构泛滥，使得代孕妈妈、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等已处在危险之中，代孕相关法律争议已无法回避，无论是刑法全面禁止或适当保留合法性都急需作出选择与回应，亟需立法机关完善对代孕行为的相关立法。